沉重的法袍

皇城根下也有这样不为人知的角落，也有这样愚昧的恶人，也有这样有良心的法官。于是知道了房山，知道了13岁少年掐死6岁男孩并倒悬在枯井的残忍，知道了死去男孩14万元的命价，知道了男孩母亲为要求一句道歉和几百元丧葬费赔偿的无奈，知道了张家男人那张无耻的嘴脸，知道了寡母硫酸复仇的可悲，知道了36万元的一张脸价。
所有这些都是在堂皇法院里不得不接受的代表着“正义”的审判。本来有了这些，这个案子也就结束了，不会有后来这么多波澜。可结束后脱掉法袍的法官在旁听席上一番不代表法律的慷慨陈词，让这个简单的案子立即名扬天下。这个结局，大概是原告、被告、记者和法官当初都没有想到的。
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。这概念不用普法教育也深刻在百姓心中。如今社会文明了，可有时候，这合法的、合理的、合情的，居然经常背离，甚至完全矛盾。不知道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，还是人性沦丧的特征。社会需要普适的良心，法官只对法律负责完全无情。这无情的法律、国家的意志，和正直的良心，人性的本原，就这样矛盾的集中在一具法袍里，实在也让人无所适从。
穿上法袍代表国家意志，以法律法规说话；脱下法袍，就是普通公民，以社会良知说话。就在女法官脱袍斥责无良原告的一瞬间，确实彰显了大仁大义的人性品格的回归。可是，在这义举背后，更多的是让人悲哀的惋惜。
十三岁男孩掐死六岁男孩抛尸井中，法律认定的三年教养14万赔偿，其中不包括杀人者法定代理人对死者家属的基本同情，也不包括法院强制执行14万赔偿的落实。
也许期间确实经过了不少努力，可最终的结果就这样不容置疑：“事过半年多，张家既没赔付邻家一分钱，也没表示过任何歉意”。不知道法庭是否知道并考虑了“事实上张家有房有车，具有一定赔偿能力”的现实？这样这么长的时间，作为韩浪，是否还应该完全相信法庭的执行能力并继续耐心等待下去？或者在准备好遗书，准备好复仇计划的时刻，去征得法官同意？如果这么长时间里，有任何一个环节，但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，应该不会发生接下来让人痛心的结局。当然，就是发生了这样的结局，也与法庭和法官没任何牵扯。――因为法官的责任只是按法律条文量刑判案。
稍微推广一下，这个村子大概也该有党支部，有村支书，有村民调解委员会吧？或没准这个村一直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榜样，是和谐稳定的楷模呢。
于是想起山西胡文海。一口气凶残杀死十四人的杀人犯实在罪大恶极。可他在法庭上却赢得阵阵掌声。他说“村支书村主任们挥霍贪污欺压百姓，我告状没人管，他们恨我想整死我，往我头上劈了三铁锹缝了几十针。我去公安报案那些只挣工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小车顾不上办案，甚至和村干部勾结欺压百姓。我多次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，公安纪检检察、省市区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白眼”的申诉中有多少事实？他问“我们到哪里去说理，谁为我们做主”的呐喊，有谁听了震颤？他采取“以暴制暴自己来维护老百姓利益”的行动，有多少人后怕，有多少人称快！他用死的行动以说明“如果我的死能引起官老爷们注意，能查办那些贪官污吏”的希望，最后能有多少落实？
于是想起抚顺修车人刘学伟，一个老实巴交的下岗落魄分子，开过颅残疾人，卑微的活着只是修车，人们评价“心地善良，对人热情，乐于助人，从无怨言，善良和蔼”的好人，却成了连杀三人的英雄！一边是“20多记耳光手持铁器追打，抛掷撬棍罗纹钢等”的猖狂，一边是“跪地求饶说，大哥我错了，我都50岁了，你还打我吗？”的哀告。当然，法律无情，刘兴伟必死无疑，可多数人会说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刘兴伟杀的潇洒痛快！
回头看女法官脱袍。作为法官法律无情，让百姓知道一条人命14万，一张人脸36万。作为百姓，女法官说出了一个百姓从良心角度发出的疑问，也得到所有有良心的百姓同情。可是，同情之后我们还是不禁要问：在一个法治社会，真的法律曾经说了算数吗？法院判决何时变成了一纸空文？这“空”的判决比例有多大？作为一个和谐社会，在法官之外，那些“讲理”的机构、“讲清”的人员，他们该扮演什么角色，尽职了吗？
疑问没有答案，假设还可以假设。如果张父教育好了儿子、如果张家能有份基本的人情、如果14万判决能小部分执行、如果法院能有适当的强制措施执行、如果村长村民委员会能适当调解、如果村支书，村党员能尽到责任，如果韩浪能有个心理医师劝慰、……。这一切的“如果”有一条变成现实，就不会有这令人惋惜的结果。
或者还有另外一种“如果”，那就是如果韩浪本人是个男人，也有胡文海一样的干练，也有刘兴伟一样的忍耐限度，也许结果会更可怕。但是，即使那样的话，多数人也可以接受一个女英雄，而不是仅仅留下一些对女人的惋惜。
不过有一条已是事实而不用推测，那就是人们会记住这个尚存人性的女法官，就像韩浪的人生将在监狱度过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