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党员爷爷

我的爷爷是一名党员。“谁让咱们是党员呢？”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。
听爷爷说，他是在1960年加入共产党的，那年他22岁。爷爷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眼里有着一种异常激动的神色，似乎，这对于他可能是他一辈子最大的骄傲和荣誉了。
过了几年，他当上了我们村的村支书，开始带领着全村人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进行公社化运动。分生产队，实行大锅饭。给生产队分任务的时候，他就率先给自己家里包下了公社里的那二百头羊，由奶奶每天割草，放养。然而，这一放就是五年。现在每当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，奶奶总会笑着“批评”爷爷说“都是你，那年能包下这么多的羊，我一放就是五年，上山爬洼，你知道这让我受了多大的罪吗？”爷爷听到这儿时，就会冲奶奶笑着说道“是啊，孩子他娘，是让你受苦了，可谁让咱是党员呢？”其实，我知道奶奶那不是抱怨，她是打心底里赞成爷爷的这种做法的。至于她会这么说，那恐怕就是她常常说的“老小老小，人老了就会跟孩子一样”的缘故吧。
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，爷爷因为上过中学而被定为知识分子，被村里的民兵用绳子捆着批斗，开批斗大会的时候，他被戴上高帽子，村里的人们就拿石头瓦片和烂果子砸他……说这些历史的时候，爷爷的眼里布满了伤感和哀叹，一种沉郁的沧桑感油然而生。他突然转过头，掩饰地朝窗外看了看，当再转过头时，眼里已经水汪汪一片了，“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说点别的吧。”
接着，被罢免了村支书这个职位后，然后在1966年—1978年他就一直在生产队里干苦活：上山砍柴，割草，喂羊，喂猪，种地，割小麦，翻地，收粮食，甚至还到生产队里的砖窑里烧过转头，总之，所有能干的活他都干过。然而，就是在这些磨难里，爷爷说他像现在这么不爱说话了。
终于，在1978年也要被平了反，又当上了村支书，而这时恰逢国家实行责任联产承包制，包产到户，爷爷二话没说，带领着村子里的党员，挨家挨户分田地，签土地承包合同，落实到各家各户，村子里的大小事儿他必须参加，他说他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他要让村民吃上饱饭，过上好日子。
因为村子里的粮食产量逐年稳增，经济持续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爷爷连续几年被乡里评为“先进党员”，还先后两次被县里评为“优秀党员”。而我们村也一直是那个年代的先进村。
1990年，爷爷突然辞了职，大家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。爷爷说“我老了，思维跟不上了，这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就应该让年轻人带着咱村人发家致富了，谁让咱们是党员呢？”
时至今日，爷爷已经70多岁了，他看着村子渐渐富起来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总会浮出惬意的笑。这就是爷爷的一生，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一生。“谁让咱们是党员呢”这句话成了他一生为村里人干事最充分也最骄傲的理由。
我敬重爷爷，敬重他的这句话。